随着《劳动合同法》等规范劳动合同、用工制度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布实施，我国的企业用工制度不断完善。但长期陋习积重难返，不规范的用工形式还是大量存在，特别是在建筑领域，劳务分包制度的规范实施尚任重道远，建筑企业使用民工队伍，特别是一些零散用工，仍沿用传统方式，由民工队长直接管理并分配报酬，一但发生劳动纠纷，处理起来相当困难。最近，本律师办结了一起工伤索赔纠纷，才真正体会到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，在企业事实用工的导致的工伤赔偿纠纷处理过程中，一位民工维权可能面临的十三道法律程序，犹如十三道难以逾越之坎让人望而却步，也可能成为企业阻碍员工维权的“防火墙”，让民工维权何其艰难。

事情还得从2011年1月说起，笔者的一位农民兄弟的父亲李某，五十有余但身体尚好，子女均外出打工，一人在家也觉寂寞，便随儿子一起到桂林一工地做事，担任工地看守员。这年春节，民工们都回家过年了，工地相当清静，在工地值班看场的李某看到一片散乱的建筑模板，闲不住的他主动进行收拾，不想一不小心，斗车侧翻将人扎扎实实地压在了车下，导致右腿骨折。治疗之初直接用工的包工头还好，帮助垫付了部分医疗费，但住院一久，包工头看势头不妙就再也不理了。找到用工的施工企业，更是不理不采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农民兄弟找到我问怎么办，基于对劳动合同法律和维权实务的了解，我明确地告诉他，这类纠纷处理起来非常复杂，最好还是协商处理为好，如果走法律程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，很可能办起来遥遥无期。对这类案件，标的不大，费时费力，很多律师也是避之不及的。听了我们法律专业人土推心置腹的一番话，对法律知之不多的这位农民兄弟更着急了，恳请我一定帮忙解决。一番推辞之后，我想，为弱势群体服务也是我们律师的一大社会责任，便应承了下来。与负有用工责任的某企业一接触，就意料之中地吃到了闭门羹，由于建筑项目本身存在非法转包、违法分包等情形，责任主体不好确认，相关环节的责任人个个却之不及。企业负责人也告诉我们，最好走法律程序，以便单位有个法律依据与项目部结算。

于是，我们开始了第一个程序：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，向工地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提起劳动争议仲裁，要求确认民工与企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。两个多月后，《仲裁裁决书》下来了，确认了李某与企业的事实劳动关系。裁决书下发后，某企业没有提出异议，否则，我们将面临第二个和第三个法律程序——企业有权提起的民事诉讼一审、二审程序。

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程序——申请工伤确认（第四个法律程序）。提出申请两个半月后，桂林市人力资源局下发决定，认定李某是因工负伤。某企业同样没有提出异议，这样我们免去了可能面临的第五、第六、第七个法律程序——企业对劳动人事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上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本级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对复议不服的，还可以向法院提行政诉讼一审、二审程序。

确认因工负伤后，由于李某的腿经治疗后留有后遗症，于是我们申请了劳动能力鉴定，即我们通常说的伤残鉴定（第八个程序）。提出申请之四个月之后，鉴定结果出来，李某的劳动功能障碍为“因工致残八级”。对鉴定不服的，可以向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“再次鉴定申请”（第九个程序）。谢谢某公司，他们没提。

下面是劳动争议的关键程序，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“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争议仲裁申请” （第十个程序），仲裁委的工作效率还算蛮高，两个月后即下发了裁决书，裁定某企业支付李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、医疗费等相关费用六万多元。某企业同样没有提出异议，放弃了法律赋予其走第十一、第十二个程序的权利（民事诉讼一审、二审程序）。这样，在提起第一个程序的一年半之后，我们终于拿到了有明确赔偿标的的生效法律文书，可以向某企业要求支付赔偿款项了。但，对某企业主动给付赔偿款的幻想，事实证明是相当幼稚的。

这样到了最后一个法律程序—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（第十三个程序），这是我对我那位农民兄弟在所有法律程序中唯一的“保留节目”，因为这也是法律程序中唯一一个没有期限限制的程序，做过律师的都知道，很多执行案件，由于被执行人太多的无赖行为，增加了执行的困难，法院执行的同志往往工作繁重，小案一放无期。而且本案有一特殊性，某公司是一外地公司，在桂林的项目一旦结束，在本地没有执行标的话，需要执行法院往返外地，更增加了执行的难度。所以接触案件之初，我即如实地告知农民兄弟，执行我只负责指导帮助，具体事还得由其自行奔波。幸运的是，某公司在桂林的项目没有施工终结，申请两个月后，在法院工作人员的鼎力支持下，最近该案执行款顺利执行到位。

案结后，掩卷长思，倍觉幸运，该企业还算个明事理的企业，在很多程序上没有跟民工较劲，让我们的维权路省却了好几个相当费时、费力的环节，否则，十三个程序走下来，每个程序少则二三个月，多则半载一年的，何年是头！

感慨之余，体会有二：一是奉劝各位务工者，做事勿嫌烦，首先得与用工单位建立规范的劳动合同关系，一但有事易处理，很多纠纷因为用工规范，劳动者投诉到劳动部门可以比较便捷地得到解决；二是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能否在工作程序上更加精简高效，别让劳动者的维权程序变成了无良企业的“防火墙”，否则，从小处说是妨碍了劳动者的个人维权，从大处看是倾斜了社会公平正义。